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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秘密北上的海上通道
        作者:指導管理司
        時間:2020-12-01

                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后,全國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正式向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發出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了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的熱烈響應。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后,便著手籌備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如何把在香港和國統區的民主黨派代表、愛國進步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區,成為當時一項緊急又重要的任務。

        未雨綢繆,周密部署

                邀請和護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的工作分為北線和南線進行,前者主要護送平、津、滬等地的民主人士到達河北平山縣李家莊,后者則把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到東北解放區,這條線路涉及人數最多,任務也最艱巨,華南分局、香港工委和東北局等做了大量工作,東北局還在大連、丹東組成專門班子,負責接待安排與護送等。

                彼時,解放區正面臨著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對外交通幾乎全部被切斷。為確保萬無一失,周恩來親自策劃路線、安排交通及護送人員,并曾設想開辟從香港經歐洲到蘇聯,再轉赴哈爾濱的國際路線,但因港英政府阻撓而未打通。

                當時,大連作為蘇軍軍管地區,利用戰略地位和政治形勢上的獨特優勢,成為解放區有利的對外口岸和最重要的對外交通聯絡站。

                1948年8月,周恩來致電在大連的錢之光,要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香港分局負責人等,護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錢之光長期在國統區的武漢、重慶、南京、上海等地工作,具有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早在1947年夏天,他就奉周恩來之命前往大連,建立了中華貿易總公司,租用外國船只,以販運物資為掩護,往來于大連、香港之間,開辟通途、采買物資、收集國統區的報紙雜志等。為了與中央保持直接聯系,他們還建立了電臺,這些都為后來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進入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創造了條件。

                接到周恩來指示后,錢之光向妻子劉昂(時任解放區救濟總署秘書組組長)交代了大連的工作,便與祝華、徐德明等人南下香港。他們跨過鴨綠江來到朝鮮,在平壤辦理了蘇聯波爾塔瓦號貨船的租用手續,將香港市場短缺的大豆、豬鬃、皮毛等土特產裝船后,便從羅津出發,開始了特殊使命的航行。

                1948年8月9日,周恩來又致電華南分局書記方方并香港分局:“為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并為他們籌劃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漢年、夏衍、連貫負責計劃,并協商一個名單電告?!焙芸?,一個以潘漢年、許滌新、饒彰風、夏衍、喬冠華等為主要成員的專門小組成立了,潘漢年、許滌新負責籌集經費,夏衍、喬冠華負責聯絡各民主黨派重要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同時,還把設在香港的“聯合公司”改組擴大為“華潤貿易公司”,錢之光任董事長,以更好地掩護北上行動。

                各項準備工作完成后,錢之光立即向黨中央作了匯報。周恩來、任弼時、李維漢聯名致電錢之光,提醒“須注意絕對保密”。香港分局和潘漢年、錢之光等做了大量細致周密的工作,對如何分批行動,每次租用哪個國家的船,以及沿途由誰護送等,都做了嚴密而巧妙的安排。

                當時情況復雜,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據錢之光回憶,由于民主人士社交面廣,為了避免路上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黃昏以后上船,由負責同志陪同,另有工作人員隨船護送。特別是一些知名人士,要提防密探跟蹤,對于上船經過哪些街道、何人去接、遇上情況如何應對等,事先都進行了周密部署。

                                                                               北上,北上

                1948年9月,周恩來親自擬定了名單,提出邀請在香港和江南地區的李濟深等77人,以及在平津地區的費孝通等24人前往解放區,并分別致電香港分局、華北局、上海局等征詢意見,為了安全起見,即將北上的人都各自出發,事前并不知道與誰同船。有的從家里轉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館停留后再上船,有的甚至還搬了家,把行李放在原處,不隨身攜帶,使人看不出要出遠門的跡象,到達約定地點后,再由工作人員護送上船。上船后,重要人員被安排在船長室,不讓其露面,以躲過海關檢查。船上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經理模樣;有的則是一身長袍馬褂,還揣著一套貨單,打扮成商人,大家事先都準備了一套說辭,以便應付檢查。細致入微的保密設計,力求從方方面面確保護送工作順利開展。

                準備進入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很多,考慮到是第一批,不便安排太多,第一次北上的便只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10多人,他們經過艱難的航程,于1948年9月27日抵達朝鮮的羅津港。船在經過臺灣海峽時遭遇強臺風,失去了控制,被沖到澎湖列島附近,蔡廷鍇等和船員一起,拿著工具合力頂住巖石,經過全體人員的努力,才擺脫了觸礁的危險。在羅津登岸稍事休息后,他們即乘火車抵達哈爾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聯名致電,對他們的安全抵達表示慰問與歡迎。

                第二批民主人士原本擬定于1948年10月中旬出發,不料所租的蘇聯船只到香港時與一艘貨輪發生碰撞需要修理,只好又改租了一艘挪威貨輪。10月底,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等第二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11月中旬在大連與丹東之間的大東溝拋錨下人,改乘小船上岸,東北局負責同志前往迎接。在船上,愛好無線電的周海嬰組裝了一臺收音機,收聽到新華社播發的沈陽解放的消息,大家都很興奮,還開了一場熱烈的慶祝會。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包括李濟深、茅盾、朱蘊山、章乃器、彭澤民、施復亮、孫起孟、吳茂蓀等,共30多人,黨中央極為關心,周恩來的電示也更加具體、周密,要求劉昂等人要與蘇聯駐大連的有關部門交涉,租用他們的輪船,而且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到達后,要安排在大連最好的旅館,民主黨派領導人要住單間,確保安全。此外,還特地囑咐北方天氣寒冷,要為他們準備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隨后,周恩來特地電示錢之光:已經走了兩批人員,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這次行動要更加謹慎,并提出了“保密、謹慎、周到、安全”八字原則。經過慎重考慮,最后確定民主人士離港的時間,就在圣誕節后第二天深夜。因為香港每到圣誕節要放假,也是行動的有利時機。

                在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中,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是各方矚目的人物,港英政治部派人在其寓所對面租了一層樓,名為“保護”實則監視,想要離開香港困難重重。為迷惑外界,動身那天,李濟深特地參加了一個宴請。宴畢,他與朱蘊山等人帶著酒肴,坐上交通員掌舵的游艇,裝作去海上游覽,之后再趁著夜色,悄悄登上靠攏的蘇聯貨船,并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后來據夏衍回憶,當時他們十分緊張地在一家旅館守著一部電話機,直至聽到“船開了,貨放在大副房間里,英姑娘沒有來送行”這個謎語一般的消息,才松了一口氣。

                李濟深走后沒過幾天,香港當局就知道了,立刻引起各界的強烈反應,氣氛變得愈加緊張起來,港英當局加緊了對進出港水陸交通的控制,國民黨特務更是盯梢、恐嚇無所不用其極。直到1949年3月中旬,第四批民主人士才得以離港北上。這一批人中包括黃炎培、姚維鈞夫婦,盛丕華、俞寰澄等,由于當時天津已經解放,所以船到天津時他們便上岸,之后直接到達北平。

                                                                        遠涉重洋,同舟共濟

                除上述4批外,當時經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還有很多,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有1949年2月,葉圣陶、馬寅初、王蕓生、鄭振鐸、陳叔通、包達三、柳亞子夫婦、曹禺夫婦等27人,他們乘坐掛有葡萄牙國旗的華中輪先到達煙臺,再進入北平。大家分頭集合,化裝后于夜間登船。其中,葉圣陶扮作管倉員,王蕓生、徐鑄成扮成船員,宋云彬為庶務員,鄭振鐸為押貨員,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等為商人。

                啟程前,港英海關人員照例上船檢查,他們在馬寅初的皮箱中看到一張他在抗戰時期的照片,合照的幾個人西裝革履、衣冠楚楚,同眼前這位“賬房先生”的身份很不相稱。海關人員懷疑他是被通緝的要犯,當即下令扣船,不準出港。船上的職員上岸交涉,再三解釋,又私下塞了“吃茶錢”,對方才肯簽字放行。一場虛驚后,輪船于午后才離開香港,大家終于松了口氣。

                緊接著,1949年3月,嚴濟慈、史東山、張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等人,及香港達德學院部分師生和華僑乘坐寶通號外輪北上,到達天津后轉赴北平。此外,規模較小的還有何香凝母女與薩空了、金仲華、歐陽予倩、馬思聰等人北上。

                在護送每一位民主人士的過程中,黨中央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大家紛紛用詩文抒發對這次“光明行”的真誠歌頌。李濟深即興題詞:“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柳亞子在北上途中賦詩云:“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p>

                至1949年3月,南線接送工作基本完成,經香港進入東北、華北解放區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科學家、作家及部分家屬等約350人。周恩來稱贊錢之光等人:“你們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務完成得很好?!?/p>

                從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加緊鎮壓民主運動,我黨協助民主黨派和愛國進步人士撤往香港,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區,籌備新政協,我黨與民主黨派、愛國進步人士一直風雨同舟,為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團結戰斗。這一段歷史,充分表現了我黨與民主人士的革命情誼,也光榮地載入了我國革命運動的史冊。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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