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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保密文化淺析
        作者:指導管理司
        時間:2020-12-04

                唐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的一段盛世時期,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方面,對華夏民族的發展都起到卓絕之功。而從保密史的角度窺見,唐朝的保密文化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主要從思想和制度兩個方面淺談唐朝的保密文化特色。

                唐朝的保密思想嚴密。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向來注重保密意識形態建設。如武則天仿照唐太宗李世民《帝范》體例,起草并頒布《臣軌》一書,并將《慎密》專列一章。除此之外,皇帝選拔和任用官員,也將是否具備較強的保密意識和能力作為一個重要的考察條件。唐代負責起草詔書文件的中書舍人,第一項要求就是保密:“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睂τ诤诵纳婷苋藛T,不僅要求其嚴守機密,還要考察其品行,甚至限制其社會交往。唐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遭到宰相苗晉卿的反對,理由是“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唐代的親王、駙馬與皇帝交往密切,知悉秘密多,即不得“與朝廷要官往來”。唐玄宗對兄弟們很友好,但“不使與群臣交結”。當時一位名為裴虛己的駙馬與岐王一起參加宴會,還有兩個官員(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與岐王飲酒賦詩,均被貶出京。唐德宗時“宰相不敢于私第見賓客”。上述種種,都反映了唐朝對于保密的重視。

                當然,凡事過猶不及,唐人也意識到保密適度的原則。唐代明確規定,皇帝召見大臣時,“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另外根據士人階層的言論,管中窺豹,也可見一斑。如被蘇軾稱贊為“才本王佐,學為帝師”的唐代著名政治家陸贄,就曾對諫官泄密之事不以為然,說“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無虧”,意思就是諫官泄密固然不對,但無損于皇帝的威望和形象,關鍵是諫言本身是否言之有理。如果皇帝因擔心泄密而倦于聽諫,則堵塞直言之路,無異于因噎廢食。這種理性的保密思想同樣值得我們重視。

                唐朝的保密制度完善。在武則天時期,匭函(指朝廷接受臣民投書的匣子)制度就已創立。史載,“太后欲周知人間事,(魚)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清代奏折制度的先聲。而著名大臣狄仁杰就曾以密奏的形式,對越王黨羽的處置問題提出不同意見,獲得武則天首肯。此外,保密制度不僅體現在政治上,在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

                軍事方面,唐朝極度重視軍事情報的保密工作。在法律上有明文規定:“漏泄軍事,斬之?!倍捎谔瞥厥獾墓澏仁怪贫?,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之間存在著對立隱患,唐朝特別規定禁止藩臣參與軍國密議。在戰事興起時,軍隊行軍的事務受到妥善管理,甚至連軍營中的書信都要徹底檢查。而作為一個國家運行基礎的經濟事業,唐朝統治者更是給予了重點關注。在農業社會,倉庫是國家財政穩定的重要因素。唐朝特別設立了倉部和司農寺對倉庫進行特別管理,倉庫的支出和收納要經過縝密的程序,確保無一疏漏。唐朝還嚴禁本國人和化外人(中國封建法律對外國人的通稱)私相貿易,并列出貿易禁物,以便維護自身的經濟優勢。在文化方面,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糊名謄錄制”也創立于唐朝??婆e考試因為其背后的巨大利益,“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為此徇私舞弊、鋌而走險者從來不乏其人。為保障科舉考試的公平公正,武則天即位初年建立糊名法。杜佑《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記載:“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其等第。糊名自此始也?!彼^糊名,就是把試卷名字蓋起來改卷,使試官不知某卷為某人所作,后又稱為“封彌”或“彌封”。這一制度的形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耗費了人力物力,但在優選人才上確實發揮了一定作用。

                對于泄密的處罰措施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漏泄大事”罪就首見于唐律。唐律將秘密事項分為“大事應密”“非大事應密”兩種,將泄密者分為“初傳者”“傳至者”或“轉傳者”,綜合考慮,處以不同刑罰。以“初傳者為首”“大事應密”,首犯處絞刑;“非大事應密”,徒一年半。以“傳至者為從”,按《名例律》“隨從者減一等”的規定,“大事應密”的“傳至者”應處流放3000里,“非大事應密”的“傳至者”應處徒刑一年?!稗D傳者”僅在“大事應密”的場合負責,應處杖八十的刑罰;轉傳“非大事應密”者,“勿論”,即不予處罰。

                唐律不僅在宏觀上清晰審慎地作出保密規定,還在各分則中考慮周全,未有疏漏。如《雜律》規定“諸私發官文書印封視書者,杖六十;制書,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減二等。即誤發,視者各減二等;不視者不坐”。這一規定使得涉密人員更加嚴于律己,提高職業操守?!缎l禁律》規定“諸緣邊城戍,由外奸內入,內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覺,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渡门d律》規定“諸密有征討,而告賊消息者,斬;妻、子流放二千里。其非征討,而作間諜;若化外人來為間諜,或傳書信與化內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絞”。這些刑罰制度對泄密罪作出比較明確系統的規定,為依法定罪提供了重要依據。唐憲宗時期,官吏張宿“自布衣授左拾遺……數召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十余年”。

                不能不提及的是,在唐代的詩歌中,保密文化也有諸多蛛絲馬跡可尋。廣為流傳的《唐詩三百首》中收錄了一首朱慶余的《宮中詞》,其中兩句為“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敘說兩個宮女見面,本想說說心事,一看鸚鵡在前,怕它學舌泄露給別人,只好閉口不言。唐代后期著名詩人元稹,因保密不慎,在仕途上遭受嚴重挫折,便借詩歌抒發自己的愁悶:“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謫官詔下吏驅遣,身作囚拘妻在遠”。更為知名的是“詩圣”杜甫,任左拾遺時曾撰寫一首《晚出左掖》,其中的“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意為怕別人見到自己上奏皇帝的報告,就把草稿燒毀以免閑人說自己邀名。騎馬上朝覺得太張揚,于是擠在狹小的馬車里,好像雞棲息在籠子里一樣。古人曾對此作出評論:“明朝有封事,諫臣之心。避人焚諫草,大臣之體?!睆拇蟊姷慕嵌葘Χ鸥χ斏鞯男袨楸磉_了贊許的看法。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0年第8期)

        本文由《保密工作》原創創作,圖片來源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告知,部分消息參考:國家保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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